2011年9月24日 星期六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九月九日,我陪晓红,晓红代表泓冰和阿明去看你。上周末,即九月二十日我和黄海、世弘又去看你,修剪了花。秋天到了。你面前的枫树,很快就要变色了。知道你喜欢春天的绿色,也喜欢秋天的灿烂。能有幸选到那样的位置,希望能了却你乡居的梦......

2011年9月23日 星期五

异类的黄河 李木生 (2011-03-10 07:36:30)

黄河不是河,是一个人。黄河不是男人,是一位女士。
人的黄河与河的黄河一样,孤独而又忧伤地行走在大地上。她从小就因为“右派”的父亲而成为“异类”,长大更因其始终坚持独立地思考——“常常自觉自己就是一条痛感神经。无论身处何处,往往敏感于苦难与不公”(黄河《社工手记·引言》)——而使自己终身都以“异类”的形象卓荦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
世间太多的苦难与不公,就这样在她的心上流过。尤其是感受着、目睹着在苦难与不公的长期压抑下,所造成的精神的痛苦与人性的畸变,她胸怀里的悲苦痛楚,也就越发地凌厉了。可她不退却,不自欺,不妥协,不推脱,还是睁大着悲悯的眼睛,瞪视着、揭示着、思索着苦难与不公,并身体力行地、慨然地将同情与温暖给予弱者,将辛辣、坚硬的横眉迎向着苦难与不公的制造者。她犀利地看到:“归根到底,使得一些还算善良的人泯灭人性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黄河《说恩仇》)
还有始终清醒着的警惕,会透过重重迷障,会逆着潮流的巨大惯性,去探求事情的真相。那个因为思想而受尽折磨的胡风,黄河当然是同情的。但是同情并不能阻止她切入骨髓的透视,她从整个中国的“运动”与“斗争”的大背景上,看到“虽然胡风先生得势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如果他们得势会如何呢,绝对不会宽容的”(黄河《新儒家及其他》)。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河,本来在一个堂皇的大媒体有着稳定的岗位。可是自私,残忍之下的人与人的隔膜,还有细密得几乎没有缝隙的“一元”之下的失声失魄,都让她感到着一种绝望。虽然绝望着,还是将自己的身心间所有的热,竭尽所能地去融化这个冰冷的世界。那条“痛感神经”还是顽固地反射着“梅香”的屈辱,愈加地渴求着人的尊严和人的声音。
1996年,42岁的黄河移民美国,并于2001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于纽约大学社工学院。毕业时学院组织了一个乘游船沿哈德逊河观看曼哈顿夜景的晚会,当学生代表宣布“we did it(我们做到了)”时,苦读毕业的学子们立刻沸腾起快乐欢呼的声浪。更苦更难的黄河说她生平第一次也想跟着同学们一起叫喊,“可我却发现,我虽做出呐喊状,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来。多年的积习扼住了我的咽喉”(黄河《异类》)。
打破这种“发不出声音来”的悲剧,几乎是黄河内心恒久的期盼与动力。于是,就是在以自由著称的美国,她也保持着自己冷静思索的头脑,不让异议的锋芒稍钝。美丽年轻的戴安娜王妃死了,美国媒体一窝蜂地铺天盖地,并要封她为“圣人”,而对于另一位一生为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临终者做事、却又老又丑的修女特蕾莎的死,却不感受兴趣,沉默如无。我们的黄河,不仅用文字表达着对于“贵人迷”西方的不满,更用琐细却艰巨的行动,站在特蕾莎一边。她曾在美国耗费了好长的时间,用自己所学之长,参加社工团体,倾心为弱势者服务,让爱代表自己发声发光。
面对苦难与不公,她也许就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可她正因为身处其中,才更懂得也更舍得将爱贡献给人间。爱,等视众生的大爱,也许是她迥异于中国作家的最为突出也最为独特之处。
有两个镜头,让我感铭至深。
为了一个患有孤僻症并伴有弱智的7岁的男孩奥斯汀,黄河几乎做到了一切。作为奥斯汀的个案管理员,因为她精细的文字评估材料,而使这个孩子成为第一批接受每周3天10小时、到家提供康复治疗的对象。此后她又进行家访,了解掌握孩子康复的进展情况。在孩子的母亲身体也出现疾病的时候,黄河又为孩子申请3天之外的康复教育项目。先是数次申请了几个课后活动项目。均告失败后,她又为孩子申请免费家庭护理。申请被纽约市儿童管理局驳回后,新的一轮申请再次被驳回之后,此刻,她立刻又为孩子申请公平听证会。听证会一波三折,先是被申诉方派员在门口拦截吓唬黄河,等到黄河在听证会上拿出早已准备停当的各种申诉材料,裁决结果也只是判被申请方未做评估、不合程序,要其重做评估再做决定。皮球又踢给了能够决定奥斯汀是否合格的部门,而且还要重新申报。黄河没有气馁,心平气和地再次精心准备各种材料,直到终于批准了奥斯汀的申请。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黄河,对于一个外国的患有疾病的儿童,献出着只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才能具备的耐心与爱心。
另一个镜头是在一个深夜,黄河突然从美国打越洋电话给国内的一个朋友,急切地谈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是她刚读完一部书,看到了国内亮起红灯的各种环境污染,便激动得不行,焦虑得不行,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河流,土地,大气,食品,卫生,仿佛比总理还担着更大的责任,都和自己的性命攸关着,全忘了正是国内的深夜,全忘了自己与朋友的人微言轻,全忘了那些个应当发声的责任者和知识者,正沉睡不醒、脑满肠汤着。
激动着焦虑着的黄河当然就死了,胰腺癌,死在2006年,只有52岁。
她曾想做几年管家保姆之类,攒点钱,够后半生糊口就行,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像王小波一样当个自由撰稿人,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可是黄河却葬在了异国他乡。作为作家,她只留下了《异类:从北京到纽约》和《人淡酒浓》两部书。可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心存理想的人道主义作家,黄河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一种精神的标杆。
她说,“有时候,我真的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充满怀疑”。
但是,有了这样的黄河,我们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将充满期待。
期待之中,我特别记得她评价美国“人民教”惨案的一段话(1978年11月18日,“人民教”教主在圭亚那原始森林里逼迫九百多名教徒“集体自杀”。)——
“一切极端的宗教团体,或者纳粹一类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以谎言和欺骗开始,以专制暴力维持其存在。然而,它得以存在的原因正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情。可叹是那些以追求理想开始而以堕入地狱的梦魇而终结的理想主义者,仅仅因为轻易地让出了思想的权力,而葬送了理想,甚至一生。”(黄河《从理想到梦魇》) 2010-8-13
(近些年来,文章的发表总会经过一些挫折或删削,或是大环境的无奈,或是刊物为了生存,或是编者的小心,也有自甘与黑幕为伍者、走狗者的武断封杀。其实,在当下的时代,再不是五六七十年代,可以将声音窒息至死的。起码,网络就是任何人也无法一手遮天的。此文的发表也是经过了一些波折,总算在《济宁日报》和《书屋》杂志发表。此为记,也向编者的眼光与正气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