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3日 星期四

殉道者的辉煌

张昭卿的这篇书评刊登在《书屋》2010 6 月期上

殉道者的辉煌
——读黄河《异类;从北京到纽约》

张昭卿

由林贤治先生编辑,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奇异独特的书,传到我的手中是2010年2月。在美国,第一时间读到一本国内出版的好书,近乎奢侈。我的幸运在于黄河是我朋友的朋友。
第一次听朋友说到“黄河”时,我一脸茫然。朋友说,黄河几年前去世,她的朋友们帮她出了一本书,她手头有一本,等F看完了给我,我以后是C。
我不知道黄河何许人也,也没有被朋友排队读一本书的阵势镇住,心里只是不停地念叨着,“黄河、长江、长江、黄河-----”究竟是什么人也占了黄河的大名?

读黄河,好像与天使相遇。她高远纯洁的精神世界令我肃然起敬,尤其在今天,人越来越被物质诱惑消融时,她毅然超凡脱俗地活在自己的理想中,为无助的人鞠躬尽瘁。读着读着,又觉她很近,像一个久违的朋友,坐在我的客厅,一杯清茶,就着壁炉的火光,听她娓娓地说着她的故事。她的探索,她的追寻,她那一群急需安置、照料、拯救的老弱病残者。

书的第一部分是随笔一。黄河铺展得从容、潇洒,文章颇有气势,看得出她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知识女性。当然这样说黄河,还没有道出她最独特的地方。因为别的女人也会写类似文章。
黄河之所以为黄河,是因为她的《社工手记》、《异类》。
这些自传体的文章,详细真实地展现了她的生命历程。没有掩饰,没有伪装,坦诚平实的笔调,让人走进她的灵魂,一个独立思维,崇尚自由的人,一个具有金子般心灵的高贵的女性。

我依着黄河的足迹,一路寻找她生命开出的花。

黄河年幼时,因父亲被划成右派,一直生活在阴影里,被歧视,被压抑,恐惧、担忧,心灵无处安放。她敏感于苦难和不幸,胆小谨慎地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甚至工作后,外出采访,最希望被采访的人不来了,受伤的心害怕与人对接、碰撞。
96年底,她踏上了美国土地,到2006年9月去世,她在美国整整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里,她打工、读书,马不停蹄追赶时间。
98年,获纽约大学社会学院硕士学位双语奖学金,开始了艰难的全职工作半职读书。
2002年底,她去纽约一所公立医院精神科住院部工作,直至她累倒在繁琐的工作中。
一个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社科院硕士,在美国又获得硕士学位,学位是挺高了,但在她通篇文字中,从没有为自己评功摆好,炫耀之词。她是朴素到家了。黄河不在乎头衔,她寻找的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平台。

我与黄河有很多相同的经历,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中文系毕业,她在报社工作,我在大学教书,在几乎相同的年龄阶段,踏上美国土地。以后同样挣扎在生存线上。
黄河幼时与在美国的生活篇章,我读得特别仔细,朴实直率的文字,直抵心底。常常因为心痛,无法继续阅读。合上书本,她的痛与忧让我热泪盈眶。从没有为一本书而失眠,生平第一次,为黄河,也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女人。

刚到美国时,黄河的痛随处可见。语言的痛苦,工作的痛苦,每月一千五美元低薪,在纽约高消费城市,生存的艰难,变成沉重的精神桎梏。感同身受黄河心灵破碎的过程,也许只有趟过这条冰河的人,才能体会丝丝缕缕的切肤之痛。
我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每小时五元的麦当劳工人。昔日大学老师,变成小工,“回望长安绣成堆”,犹豫、彷徨,无所适从。一位朋友的忠告是:把自己的自尊打得粉碎,从地上爬起来前进。
渴望身心自由的黄河,也曾梦想去当个保姆,攒够了钱回中国,或去偏远的地方开个旅店,远离世尘喧嚣,那梦中乡居一定象陶渊明的桃花源。
到美国六年后,黄河在医院做了社工,她飘忽的心终于有了栖息之地。经多年磨练,渐渐褪去初到美国时的羞涩窘迫,在《随笔二》与《社工手记》中,一个勇敢坚强,独立自信的黄河跃然纸上。

《罚单“上访”记》是黄河寻求公正,纠正错误判决的故事。在美国生活的人,吃到驾车罚款单,虽说不是家常便饭,但至少是见怪不怪。黄河收到一张莫名的违规停车罚款单以后,为弄清事实真相,还自己清白,她层层上访,进市政府,去上诉委员会,还会见了高级法官。我惊诧于黄河的勇敢与毅力,她不依不饶,刨根问底,在繁琐的司法运作过程中,身临其境,还不忘打着手电筒,象一个巡道员,边看边检查边思索。连美国人都对黄河表示同情,这一番番理论与那么多挫折,不如花点钱图个省心得了。
五个月以后,案子终于撤销了,黄河赢了。
黄河不仅赢在她的不屈精神上,还因为她具备了有与外界不公、错误抗衡的能力。在美国服务系统摸爬滚打多年后,一个新黄河挺立在我们面前。

从1999年开始,黄河全职为弱势群体工作,硕士毕业后,又通过社工执照考试,终于成为一名有执照的专业人士。不久,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纽约一家公立医院精神病科住院部为精神病患者服务,直至2006去世。
这是黄河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

黄河说:“常常自觉自己就是一条痛感神经,无论身处何处,往往敏感于苦难与不公。”
“在我看来,我为之工作的弱势群体及现在为之工作的精神病患者都相对我们所谓正常人更体现出人类本性的善与恶,最基本的欲望和我们的弱点。”
“他们站在镜子面前,却照出我们自己。”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想说,也“因为慈悲,所以懂得。”在黄河身上是互为因果。黄河天性慈悲,所以懂得他们,也因为这份懂得与理解,所以关怀他们如同母亲般无微不至。
在美国,愿意做社工的人不多,收入不高,工作却繁琐折磨人。黄河却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全身心投了进去。她要减轻他们的痛苦,把他们安置得最好。
我想黄河的工作态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认真敬业”所能概括的。对一般人来说,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等价交换,也敬业了。黄河不计报酬,劳心劳力,甚至在病中,还在为病人担忧、奔走,这是理想与信仰的动力。

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总结美国梦“二十年,两份工作,两个孩子,两部汽车,一座房子。”大家都很实在,为这些明确具体的目标奋斗。为社会的理想和信仰是用来闲聊和赏玩的。
黄河却是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天天如此,把自己交给他们---一群孤立无助的人。把他们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无怨无悔的刚烈,是任何人都拦不住,比不了的。
黄河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性情中人,一壶茶,一个小外甥与他父亲对坐的生活情景,会那样久久感动她,“一看到,或者一回忆起,就有一种心好像被抽紧一下的感觉,有时仿佛眼泪立即就要流出来似的。”在黄河的心里,喷涌而出的爱,不仅是对家人,而且是对天下人。
我们已经在世俗中变得麻木,我们习惯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多少来衡量他的成功与否。黄河不为名不为利,她的崇高纯洁让我震惊。同为女人,我想黄河的美丽还因她的自尊自强的人格,当“小三”们蜂拥挤向通往财富的直达快车时,有幸与充满知性之美,真实强大的黄河的灵魂相遇,真要感谢林贤治先生和花城出版社,为我们搭起了这么一座美丽的桥。黄河,她一定会照亮更多人的灵魂。

一个经历了痛苦的人,咀嚼痛苦,懂得痛苦,为减轻别人的痛苦呕心沥血,她活得很累,很艰难,尽管气喘吁吁,还一路小跑,终于跌倒,没有爬起来。
黄河对理想主义者“永远怀着非常的敬意”。“对那些就是失败也不肯放弃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双重的敬意。”如今,我把双重的敬意献给她,与同行的理想主义者相比,黄河是领军人物中最辉煌的殉道者。她是言行一致的实践者,是真的勇士。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真想大喊:
黄河啊黄河,你孱弱的肩膀何以承受如此重担?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黄河,当我捧着你的书时,你已经长眠地下快四年了,痛又一阵阵袭来,但又为你感到骄傲。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一定会为你这朵美丽的浪花而自豪。

春天来了,身边的小草已经发芽。

向北祈祷:愿鲜花绿草永远伴随着你。

2010年3月于弗吉尼亚

2010年9月22日 星期三

落英并未凋零

http://www.gmw.cn/01ds/2010-04/14/content_1094024.htm
本页位置: 中华读书报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4月14日

落英并未凋零

周春梅

《异类:从北京到纽约》,黄河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00元
  最早读到的黄河的文字,是《2005文学中国》上的《异类》。即使是在这样一本
作为异类存在的选本中,她的文字,也有一种特别的“异类”感。其时我对这位作者一无所知。不久前雅莉编辑从南方寄来这本《异类:从北京到纽约》,翻开书,前勒口上有黄河的简介,最后一句使人触目而痛心:“2006年9月22日因胰腺癌病故,时年52岁。”

  落英缤纷,痛矣!
  全书分为四辑。“随笔一”主要选自黄河1996年出版的随笔集《人淡酒浓》。“人淡酒浓”、“喝茶”、“隐士”、“说梦”这些篇名,颇容易让人误会,以为是当年直至时下仍在流行的一类散文。细读下来,却会发现,其本意或许正相反,是对“雅”和“闲”的消解,消闲为表,沉重为里。谈喝茶,却引鲁迅之如于生命进化不相干,甚至有碍,则“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谈隐士,却意在点破归隐梦,更指出臣民其实“连选择仕与隐的权利也没有”。《也说“正邪笔”》、《水月庵的风月案掀翻了谁?》等数篇,则是杂文一路,谈古为表,论今为里。正如林贤治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灼人的现实感”,一以贯之。

  “随笔二”写在去国之后,主要介绍一个异类在异国的见闻。首篇《异类》回忆往昔,描述现状,揭示出自身从北京到纽约不曾改变的异类本质。其他数篇,较之之前的文字,见识更广,也多了不同的视角。《D的人生财富》、《埃斯特》两篇,主角一为年轻女子,一为老太太,相同的是其理想主义情怀。D选择不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只为艺术;埃斯特居无定所,自我放逐,只为自由。这位老太太为人处世有诸多缺点,但黄河却了解并敬仰其种种乖戾行为之下对抗社会、保存自我的独特价值。

  最为特别的是“社工手记”一辑。黄河在引言中介绍,自己从1998年起开始在纽约大学社工学院读书,其间开始社工工作。她说自己是一条“痛感神经”,“敏感于苦难与不公”,加之对人性探究的兴趣,因此对这样一份别人觉得繁重无趣甚至充满阴暗的工作情有独钟。她提醒读者,如钟爱惊险的好莱坞大片或现代灰姑娘类的成功故事,则不必浪费时间来读此专栏,因为这里有的是“小人物的血泪和歌哭”。

  “社工手记”共50多页,是四辑中最短的,却是我读得最慢的一辑。从文字上看,纯为记述,质朴畅达而无修饰,与“随笔一”中之刻意经营大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琢磨;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从“文人”到“社工”的身份转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践行者,黄河更看重的,无疑是后者。文字的朴素无碍并未使阅读变得畅快,“小人物的血泪和歌哭”之重,使阅读缓慢而痛苦。黄河所介绍的案例之琐细复杂,常使我不胜其烦;难以想象她置身其中,亲手去解一个个繁复的结,需要何等的耐心与毅力。而她却安之若素,甚至敬之乐之,其中必然有对“人”的大爱,或者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情怀。林贤治先生曾告诉我黄河不信宗教;黄河在书简中也曾提及自己因为父亲总是灌输“主教和教皇是不信上帝的”,结果弄得毫无信仰,对“主教”和“教皇”们的宣谕“永远缺乏敬意”,也常觉得那些一本正经的宗教仪式可笑;不过她说到特蕾莎修女时,却并不掩饰内心的尊敬。我觉得她不信的是主教和教皇们的宗教,对那种真正的以仁爱悲悯为核心的宗教情感却是认同的。如果没有对“人”的大爱,她就不会如苦行者般坚守并最终如林先生所指出的,“困死在自己所选定的道路上”。

  据林先生介绍,黄河的遗稿中,大部分是社工手记。考虑到国内的读者即使未必全都钟爱大片,也不见得有耐心细读这样的笔记,书中只收录了一小部分。我倒觉得,如有机会将其单独结集出版,对国内的社会工作者,必定大有裨益。对关心“小人物的血泪和歌哭”的普通读者,也当有别样的意义。

  “书简”为最后一辑。与“社工手记”一样,写作时全不为发表,因此一样地质朴与真诚。分析社会问题、人情世态,均简洁而理性,既无民族主义情绪,也不一味褒西贬中。这种眼光和能力,与其说来自年龄和阅历,不如说来自于“异类”的敏感与冷静。《异类》中多次写到的一片热闹中的孤独与格格不入之感,使她终身无法达到他人那样的快乐境界,但终究也带给她局外人的清醒与不惑。黄河在早年所写的《这也是生活》中曾引俞平伯之言,“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认为这是生活的理想境界。对黄河而言,这的确只能是不可到达的“理想境界”,那种快乐和逍遥,离现实太远,而黄河是生根于土地,并时时为之“着意”甚至焦灼和痛苦的,如何“不滞”?她在《埃斯特》的开篇曾满怀敬意地谈论理想主义者:“其实孤陋如我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成功的理想主义者。那遍体的伤痕就是他们能得到的唯一奖赏。”“但他们在我心中总是虽败犹荣。在日益世俗的现代社会,他们是如此地珍稀。而有些理想主义者存在的意义,有时竟是在他们不再存在的时候才显现出来。”黄河自己,不也是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吗?虽然遍体伤痕,却依然如堂•吉诃德般“与庸俗的世界、世人交战”,并将之视为宿命,坦然接受必然的痛苦与孤独。

2010年4月24日 星期六

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林贤治

黄河病故已经两年了。

  为她编好一个文集,内心的隐痛未曾因此稍减。在我的同代人,或是比我年轻的一代人中,恐怕很难再遇到像她这样优异的人物了。我说优异,才华、思想都在其次,最可贵的是品格。从小沦为“异类”,在并不算长的生命途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歧视、恫吓、大大小小的打击,不但不曾摧毁她的心智,反而变得更为健全。她那么真诚地爱人类,爱那些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关注他们,信任他们,同情其中的弱小者;——虽然,对险恶的社会仍然保持着受伤之后的警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邵燕祥先生合编《散文与人》,黄河是丛刊的作者之一。

  她的文章,最早是经王得后先生转来的,记得初读时有一种新异的感觉:大气、通脱、辛辣,即使从书卷子出发,最终仍然回到现实中去。单看文字,实在很难想见作者是一位女性。发稿后,径直向她约稿,随后寄来的稿子是关于南美“人民教”集体自杀惨案的,也很好,照发了。接着,我收到她寄赠的一个集子。其中有些文章,好像多少带点雅士文人的气息,但是整体看来,仍然是大气、通脱、辛辣,有着灼人的现实感。

  大约是96年吧,我在编辑部里接到黄河从宾馆打来的电话,说是到了广州办理移民签证手续,约我前去会会面。见到的黄河果然是书上的黄河。三十多岁,印象中像是留着短辫,健壮,微胖,脸上红扑扑的。她的大姐坐在她的旁侧,显得清瘦多了。

  黄河虽非朋友,然而,对于她的去国,当时心里还是有点不舍。我觉得,像这样富有头脑的写作者,在中国实在太少了,应当把根留住的。这种过于看重知识分子责任的想法,想来多少有点迂腐;对于生命个体来说,自由的生存毕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不过,黄河本人对于移民的要求似乎并不强烈,从后来的书信看,倒是出于她已到美国的父亲的发动。她坦言,国外生活对她来说未必很合适,将来可能还是要回到国内来。

  谈话倒没有惜别的气氛,自始至终谈笑着,显得很愉快。具体内容不大记得,大约谈得较多的还是知识界的状况,包括写作、出版之类。临末,她送我出来,我打趣说:“你嫁一个百万富翁吧,或者嫁一个海盗也好,然后找机会把钱运回来,——那时,我们就可以放手做出版了!……”

  “哪一个没出息的富豪会娶我啊?哈哈……!”

  朗朗的笑声,至今记起来依然那么真切。

  

  出国之后,黄河先后给我寄来几封信,通过几回电话。

  在唯一的一次见面中,我曾向她透露过打算译介国外人文方面的新书,托她留意及此,并设法相应解决版权问题。其实,当初不过说说而已,我知道版权的事务极繁难,不容易弄的。想不到她那么认真,以致此后每次打电话都要因为帮不上忙而表示歉意。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深夜里来的电话。其实并没有具体的事,只是刚读完一部关于国内环保问题的书,她便激动起来要告诉我,说三峡如何如何,沙漠如何如何,话间还夹带着大量数据,例子,一口气说上近一个钟头,仿佛顷刻间天要塌下来似的。远在千万里外,居然焦灼若此,是我万没有想到的。记得放下电话,心里顿时涌起闻一多留美时写的那些“点得着火”的诗篇。

  此间,我还曾为我编辑的一个丛刊《人文随笔》——其时,《散文与人》及《记忆》已经先后夭折——向黄河索稿。她寄来短文《异类》,读后,使我对她的身世和心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章记叙她自小作为“右派”的女儿所经历的不幸,以及这身份留给她的内心的创伤。她说,她无从改变“异类”的角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想,也许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她能够以异样的眼光阅世,看人,不到“不惑”之年便已不惑了的吧?

  创伤记忆于她是珍贵的。文章说,她不能,其实首先是不愿接受M教授教示她的现代心理康复疗法,即任何时候有机会都应尽量向人诉说自己痛苦的经历,据说这样易于平复旧日的创伤。黄河写道:“我发现我并不真正想遗忘那伤痛。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唯一留下的印记。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是自虐是病态。但对我来说,如果我把它们彻底遗忘,那个时代于我还剩下什么!……”

  然而,这种早年累积的创伤,其能量大得根本无法估量,它在黑暗中占据你,控制你,吞噬你的生命,而你竟然以为凭自由意志可以战胜它,真是太小觑它了。生命是有极限的。所谓“抵抗遗忘”,抵抗的力量算得了什么呢!

  ——黄河死了!

  过早的辞世,可以肯定同长期的压抑、恐惧、不安之感有关,同创伤有关。死亡的种子,其实早早就种下了!

  

  黄河去世的消息,由纽约的一位朋友,王得后先生,以及她的大姐小敏女士先后通知了我。痛惜之余,我向小敏女士提出,希望能看到黄河出国之后的全部文稿。

  不久,文稿寄来了。

  想不到的是,当黄河以文字的形象再现于我眼前的时候,我不能不为那其中竟然还有那么多为我所不知晓的人生内容和丰实的精神世界所震撼!称黄河为作家、文士,不免侮辱她了。她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又是大写的人。现在我才知道,做一个真正的人,比做一个名作家,或被社会分派的别的什么角色要紧得多,也难得多。

  在《埃斯特》里,她记述了一个名叫埃斯特的犹太女人的生活。为了自由的理想,埃斯特宁愿舍弃了易于获取的安稳的生存条件而选择流浪。这个自我放逐者,一生都在反抗她的环境,以一种为世人所不解、甚至不齿的极端的生活方式,坚持到老死。黄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埃斯特的深切的理解,这种理解,显然来自她的人道主义,以及同样的对于自由的渴望。开篇便写道:

  

  我对理想主义者永远怀着非常的敬意。对那些就是失败也不肯放弃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双重的敬意。其实孤陋如我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成功的理想主义者。那通体的伤痕就是他们能得到的唯一奖赏。尽管有些理想在他人看来可能距伟大崇高很遥远,甚至看来很可笑,如世人眼中的唐·吉诃德。但他们在我心中总是虽败犹荣。在日益世俗的现代社会,他们是如此地珍稀。而有些理想主义者存在的意义,有时竟是在他们不再存在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埃斯特一年年衰老下去,生活愈加不堪。黄河曾想让她搬到自家屋里来,后来,好象经了家人和朋友的反对而终未实行,为此,她一直很自责。这使我想起她做义工,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一段日子。她把许多周末时间都花在他们的身上,为了一个病弱者的安顿,竟不惮主动地给自己增加许多的麻烦,人也因此被弄得极其疲累。只要读完她为自己记录的《社工手记》,就不能不肃然而生敬意。

  黄河去世前,仍在为一个病人的利益而作努力的挣扎。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上海移民,因为申请穷人的医疗保险时遇到麻烦,跳地铁自杀,被救起后截断双腿,送到黄河所在的医院。在黄河,和他的家属的激励下,老人终于恢复了生之欲望,开始积极为安装假肢做准备。然而,主治医生认为病人年龄太大,装假肢预后不良,让黄河尽快将病人送走。黄河则主张公开病情,让病人接受这个事实之后再出院,因为她担心病人会再度萌生自杀的念头,仓促离开医院将是危险的。医生用经费和住院制度等理由力压黄河给病人办理出院手续,黄河则坚执己见。最后,医生让步了。果不其然,病人开始绝食自杀。而黄河,也就在这时候病倒了。可以想见,黄河出国期间,其实一直在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对峙中夺路突围。她是一支孤军。在异邦,——即使在祖国,像她这样的异类也不可能有援手。她困死在自己所选定的道路上。

  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不多,像人道主义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大体上是观念的演绎,惟有黄河一样极少数的人,才会体现在日常生活上。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看家本领,诸如阐发知识,论述社会文化问题之类,黄河也毫不逊色;她思考所及的范围,比专业人士宽广,而且都有自己的判断。读了她的书简可以知道。她写得极简约,然而深刻,其中触及的论题,倘若到得那些善于张罗的学者教授手里,想必非洋洋万言的大文下不来。

  到了国外,黄河忙于工作,学习,已经没有什么作文的机会,发表的几乎没有。她的记忆,她的忧思,她的愤懑,都留在她的大量未及整理的笔记和书简里。黄河算不算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她关怀的都是公共问题,私人问题也是公共问题,然而,她确实不像其他一些所谓知识分子那样喜欢走场子,饶舌,哗众邀宠;一生只是生活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弱势群体里,生活在个人的幽黯的内心之中。

  

  感谢小敏女士,由于她的信任,我得以在编辑黄河的遗文中反复遇见“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两个单词,让我明白其中各自独立的、以及彼此相关的意义,明白许多原以为属于“常识”的东西。对于一代人,我一直抱虚无的态度,黄河的存在动摇了我的看法,教我感到惭愧,至少我不知道黄河之外还有一个黄河!

  愿黄河,一个来自东方的异类的灵魂,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2008年12月31日